“新冠文学”与“转折文学”——2020年德语回顾

对于2020年的德语文学而言，“新冠文学”与“转折文学”是两个关键符码。对于新冠疫情给人类社会方方面面带来的影响以及德国统一给原东西德带来的冲击，德语文学都做出了审视和反思。同时，2020年德语文学的重要奖项皆被女性作家斩获，2020年也因此成为女性作家的丰收之年。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而言，2020年都注定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全世界都经历了新冠疫情的恐惧，但同时也见证了希望的来临。在疫情中，我们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正常状态下所无法体会的感受，“新冠文学”应运而生。对于德国，2020年还是德国统一三十周年，“转折文学”也对统一给原东西德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审视和反思。因此，当我们回首2020年，“新冠文学”与“转折文学”就成为我们理解2020年德语文学的关键符码。同时，许多女性作家斩获了包括毕希纳奖在内的重要文学奖项，得到了早就应该获得的承认，2020年也因此成为女性作家的丰收之年。

作为2020年的中心事件，新冠疫情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自然也给文学烙下了深深的烙印。莱比锡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不得不谢绝访客转为线上，诸多作品朗诵会或者作家见面会被取消。在感染的危险和行动受限的情形下，文学成为一种很好的方式，使我们可以跨越物理边界去往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某种程度上，文学归还了我们一部分被新冠疫情夺走的自由。新冠疫情让人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科学、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文学，特别是与新冠疫情有关的非虚构和虚构作品，引起了读者的热切关注，疫情文学阅读也就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读者自然可以选择在《十日谈》《死于威尼斯》或者《鼠疫》等经典之作中思考人性冲突和生命价值的体现，但2020年的德语文学也同样对新冠疫情做出了自己的反应，这些作品被称为“新冠文学”。

在新冠疫情刚一开始的三月份，奥地利著名作家玛蕾娜·施特雷鲁维茨（Marlene Streeruwitz，1950—）就在网络平台发表了关于疫情的连载小说《世界变成了这样》（So ist die Welt geworden），实体书在2020年10月由巴豪（Bahoe）出版社出版。在三十多个片段短章里，作家借主人公贝蒂描写自己在疫情下的生活，抒写当世界因为新冠而被迫停滞时，她所经历的情感以及身体上的危机，并对封城这种极端措施对于社会、艺术以及政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她尤其批评了疫情期间以总理库尔茨为首的奥地利政治精英表现出的极具干涉性的、父权制的做派。她期望，在讨论疫情期间的种种挑战时，艺术和文化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试图将“文学用作生存的技艺”。

而在德国，2020年9月年轻作家洛拉·兰德尔（Lola Randl，1980—）出版了《万物之灵》（Die Krone der Schöpfung），小说中的主人公原本和母亲、丈夫、孩子还有情人住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庄里，但疫情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乡村超市里的面粉、白糖、厕纸等全部出现了短缺，不断有城里人来到这里，希望获得片刻的喘息和宁静。但村子里的人担心这些城里人带来病毒，对这些人心存疑虑，平静的村子也开始讨论感染的风险、口罩的必要性、零号病人、感染的症状等等。与此同时，主人公作为一个成功的电影制片人，正在写作一个关于僵尸的电影剧本，她由此想到“病毒就是一种最小的僵尸，最微小的不死者”。可惜的是，人们不能像在电影里用灭火器消灭僵尸那样消灭病毒。洛拉·兰德尔在小说中观察、提问、反思，对新冠病毒带来的混乱进行了分析，并对人类是“万物之灵”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究竟是人类还是这种新的病毒才是“万物之灵”？人和自然究竟谁才是这个世界最终的主宰？

除上述两部作品之外，2020年的德语文学界还出现了马蒂亚斯·霍克斯（Mattias Horx，1955—）的《新冠之后的未来》（Die Zukunft nach Corona）、娜迪亚·布德（Nadia Budde，1967—）的《置身其中的一周》（Eine Woche drin）等新冠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观照世界的方式，作为一种价值观的载体，文学自然地要对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现实做出反应。而诚实地面对社会现实，记录、见证并参与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也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上述这些新冠文学作品都很好地对新冠疫情下的生活进行了记录和书写。但对于文学，我们的期待似乎更多，因此，当“为何写？”不是问题后，文学界自然要思考“何时写？如何写？”的问题。

笔者承认，2020年出现的新冠文学很好地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它能够让作家和读者记录并阅读疫情下的无奈、分离、孤独、疼痛，宣泄压抑的情绪，使人更加深入地思考自己，体认到自己与他人、与世界复杂而深刻的联系，自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但笔者更认为，这些新冠文学的作家虽有“为时而著”的心，但要想写出真正“为时而著”之文，作家还需要冷静、沉淀和时间。书写新冠疫情，需要从长远的视角出发思考，如果是“急就章”，思考必然是不充分的。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1929—2016）的自传体小说《无命运的人生》（Roman eines Schicksallosen）以1944年十四岁时的自己在集中营的生活为背景，但他写作该作品时已经是1975年，经过了三十年不断的再回首、再思考。因此，笔者认为，写作新冠文学自然是作家的使命和职责所在，笔者也称赞2020年新冠文学作家们的这种创作激情，但更期待作家们对新冠文学进行冷静的审视与思考，毕竟时效性并非文学的标准，文学是慢的艺术，是思考、沉淀的艺术，只有这样的文学作品才会具有深邃的思想、真挚的情感和精到的艺术构思，从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与生命力。

2020年是德国统一三十周年。尽管由于疫情德国未能举行大型的官方庆祝活动，但德国总理默克尔仍表示“在和平与自由之中庆祝统一三十周年是令人欣喜的”，她同时也在讲话中呼吁民众，“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创新局面，有足够的勇气克服东西部之间仍然存在的分歧，也要有足够的勇气让整个社会加强凝聚力，并为之不断努力”。文学领域也推出了两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旨在对两德统一与融合、转折带来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变迁进行审视和反思。这两部作品分别是卢茨·塞勒（Lutz Seiler，1963—）的《明星111》（Stern 111）和英果·舒尔策（Ingo Schulze，1962—）的《本分的谋杀犯》（Die rechtschaffenen Mörder），均获得了莱比锡文学奖提名，最终《明星111》斩获该奖。

卢茨·塞勒在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克鲁索》（Kruso），并获得当年德国国家图书奖。时隔六年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明星111》与上部作品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与《克鲁索》描述的是转折之前的故事不同，《明星111》的故事发生在从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被迫开放柏林墙并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联邦德国，到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依照联邦德国《基本法》“加入”联邦德国从而实现德国统一之间的过渡时期。柏林墙开放两天后，一对五十多岁的中年夫妇英格和瓦尔特决定离开东德。他们一封电报叫回了儿子卡尔，让卡尔留在家乡看家，或者说“殿后”，然后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东德。但一心想成为诗人的卡尔并没有在家乡待很久，而是来到了他所仰慕的很多诗人搜集灵感的地方，即柏林墙倒塌后充满了激情、力量和先锋精神的柏林。小说讲述了两个逃离的故事：一个是父母的逃离，英格和瓦尔特先试着在黑森州立住脚，却遭遇了西德人对“东德佬”的种种偏见，然后他们又分头行动，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机会；另一个讲述得更为详细的是儿子卡尔的逃离故事。他开着父亲留下的“日古利”，在柏林干黑出租，在“优美诗歌的街道上”游荡（Stern：227），直到某一天他遇到了以霍夫为首的一个“聪明人的圈子”（Stern：62），并加入了这个群体。

“不少人在这座刚刚被解放的城市里奔忙。这段时间，整个世界将会被重新分配。”（Stern：70）这是卡尔刚见到霍夫时，霍夫对于柏林的描述。对于《明星111》中的这些年轻人而言，柏林墙开放与两德统一之间的这段时间是冒险的时机，同时也是建立伟大乌托邦的时机。一个国家、一种体制在慢慢地、却又无法阻止地消失殆尽，人们虽然能够预料整个局势最终会如何收场，但毕竟新格局、新秩序尚未建立，因此，这个阶段是人们试验、践行种种另类生活方式的机会。而对卡尔而言，这也是实现自己诗人梦想的机会；同时他那段可以回溯到学生时代的爱情，也终于不再仅仅存在于梦想之中。尽管他的爱情最终还是破灭了，但他还是一步步接近了成为诗人的目标：他创作了二十首诗，尽管“还不够出一本书”（Stern：83），但在柏林他找到了“通往诗意存在的道路”（Stern：75），尽管他能够加入“聪明人的圈子”并非由于他的写作才能，而是他的工具箱和动手能力。对于这个小团体的领导者霍夫而言，卡尔这个经过正规学习培训的泥瓦工对于他的占屋运动、他的“反资本主义的集体农庄”太重要了（Stern：71）。在卡尔的带领下，一群人将一处阴暗潮湿、潮虫成群的地下室改建成为酒吧，并将之命名为“潮虫”。与此同时，如何通过斗争保住这些被占领房屋的问题也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考虑这个问题的是我们在塞勒的前一部小说《克鲁索》中就已经见过的两个人物：已经成长为柏林地下抵抗力量的“司令官”的克鲁索及其“副官”本德勒。二人在《明星111》中的出场并不多，但本德勒与卡尔的相似之处却显而易见：两个年轻人都处在一个逃离者的群体里，他们的引领者克鲁索和霍夫尽管都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但都具有独特的魅力；两人都梦想着成为诗人。

这群年轻人梦想着在一个处在变动转折的社会中为所有人提供一种更好的、真正的生活，但这种梦想仅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形形的人们，艺术家、无政府主义者、苏联士兵、等都汇聚在“潮虫”酒吧里。在这里，一切显得皆有可能。但随着霍夫从房顶跌落，乌托邦的狂欢逐渐为现实的冷静所代替。

正如卡尔向父母隐瞒了他早就离开了托付给他的家的事实，他的父母一开始也向卡尔隐瞒了他们离开东德的真正目的。一直到小说结尾，卡尔才知道，英格和瓦尔特毕生渴望的地方要比卡尔向往的柏林遥远得多。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离开家乡，跨越了千山万水，来到美国西海岸。在加利福尼亚，卡尔再次见到父母，并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父亲爱好音乐，从小演奏手风琴，并因为音乐与母亲相识。1958年，他们来到西柏林参加父亲特别喜爱的摇滚歌手比尔·哈利的音乐会，并在机缘巧合之下见到哈利，三人相谈甚欢，哈利还邀请他们去美国。1961年，在得到边境即将关闭、柏林墙即将建造的消息后，两人再次尝试逃往西柏林，却以失败告终。他们不得不留在家乡格拉。但在格拉的漫长年月里，赋予他们坚持下去的勇气的是他们坚定的信念，终有一天他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让一个国家或曰政府来规定他们的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心的边界。因此，当柏林墙最终崩塌后，英格和瓦尔特毫不犹豫抛下了几乎所有心爱的一切，背着心爱的手风琴义无反顾地踏入陌生的世界，跌跌绊绊，最终来到好莱坞的星光大道，站在了纪念已在十年前去世的偶像比尔·哈利的星星前。

卢茨·塞勒的这部小说与很多文学作品遥相呼应，建构了一个多样的互文结构：小说扉页上的题词来自于里尔克的艺术家小说《马尔特·劳里兹·布里格手记》；小说中的诗集《栗子大道》来自于诗人埃尔克·艾布等等。作家还在小说中安排了很多转折时期的东德作家出场，如席克（Jörg Schieke）、霍尔斯特（Matthias Baader Holst）、库策（Reiner Kunze）、米勒（Heiner Müller）等。卡尔不仅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文学营养，甚至还与他们产生了交集，例如卡尔的作品和席克、霍尔斯特的作品出现在了同一本诗集。